新松恨不高千尺，
恶竹应须斩万竿。
【讲话原文】
这些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大问题，难道还不是政治吗？还用得着闪烁其词、讳莫如深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如果不除恶务尽，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不仅恶化政治生态，更会严重损害党心民心。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出处】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唐·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 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为此诗颔联，意思是恨不得新栽的松树快速地长成千尺高树，到处肆意侵凌的恶竹纵有万竿也要竭尽斩除。如同官场风气，倘若贪污腐败、懒怠疲沓之风不除，廉洁高效、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就难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诗词，意在申明共产党人与贪腐水火不容的坚定立场，表明了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也反映出对反腐败“破立结合”的科学、辩证、系统思维，同时赋予了这句诗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蕴，是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呈现。
这首诗创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是杜甫在返回成都草堂的路上写给严武即“严郑公”的。公元762年，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叛乱，诗人杜甫被迫离开草堂，避难于梓州、阆州等地。及至公元764年，杜甫的好友严武再度出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致信邀请诗人返蜀，杜甫于是决定重返成都旧居。在回途之中，杜甫内心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该诗。虽然诗的表面上在写草堂、写好友严武，但实则另有深意。
在诗人看来，松树峻秀挺拔，四季常青而不随时态变化，恰恰代表着德行高洁的正直君子；而恶竹腹中空空且到处侵蔓，恰恰代表着那些鲜廉寡耻的丑恶小人。所以诗人希望君子能够从容生长，小人能够被芟夷殆尽。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就像几乎是见缝插针、野蛮生长的恶竹挤压了青松的生长空间一样，小人常常呼朋引伴、联袂爬升，忠心耿耿的君子反而常常被排挤得无处容身。揆诸历史不难发现，杜甫身处唐朝由盛转衰的乱世，尤其是“安史之乱”前后局势动荡，面对“天下寒士”难为社稷所用，而各种丑恶势力竞相登场、弹冠相庆情形，怎能不百感交集？生不逢时，也注定了诗人难以实现其远大的理想抱负。故清代进士杨伦认为这两句“兼寓扶善疾恶意”，可谓一针见血。清代诗论家沈德潜亦云：“言外有扶君子、抑小人意。”所以，诗人带给我们的远不止对事物的爱憎意义，还蕴藏着对国家治乱兴衰、社会改革发展的深切思考。
回溯历史，“扶新松、斩恶竹”的政治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显现。《尚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早在尧舜禹时期，先哲就提出了用贤去邪思想，周代提出了育贤除恶具体办法。商太史周任认为：“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这种“芟夷绝根”“除恶务尽”的抑恶扬善思想，成为后世诸多官员的为政理念。史学家左丘明在《左氏春秋》言：“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举陈桓公攻打郑国的例子，深刻阐明“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的道理。再近者，无论是北宋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抑或是近代百日维新等政治改革的失败，其中重要原因无不与“新松”势单力薄、“恶竹”根深蒂固有关。拉长时空链条看，“扶新松、斩恶竹”的意义具有普遍的跨时代跨地域适用性。无论是大到一个国家，还是具体到一个地方，欲要长治久安，都离不开对腐败、黑恶势力的铲除和对正义、进步力量的培植。
深入破“腐”，全面清除腐败土壤、坚决铲除腐败分子。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作风正则人心齐、事业兴，作风不正则人心散、事业衰。一路走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反腐工作，自成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反对腐败。1926年8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为纯洁党的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1932年2月至1934年10月，被法庭制裁、受到各种处分的中央机关贪污分子、包庇贪污和官僚主义的就有46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相继开展了“三反”运动、“新三反”运动、新的反贪污运动、全党整风运动等运动，为全党敲响了警钟。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反腐，赢得党心军心民心，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实践表明，党风廉政建设，一直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关心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新时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必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和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用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聚焦“刀把子”“钱袋子”“命根子”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打虎拍蝇猎狐”行动，坚决清除政治生态中的腐败现象和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以及社会上的黑恶势力，绝不姑息迁就、不能手下留情。要紧紧咬住“常”“长”二字，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持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坚持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自古至今，选贤任能一直是历朝历代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齐桓公前期因使用鲍叔牙、管仲等贤人而成为春秋霸主，后期因使用易牙、竖刁、开方等小人而被囚禁致死。秦朝后期宦官弄权、贤人被害，导致鹿死人手、江山易主。司马迁在《史记》言：“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强调人心、人才的重要性。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先汉所以兴隆”皆因“亲贤臣、远小人”，“后汉所以倾颓”皆因“亲小人、远贤臣”。唐太宗汲取历朝历代为政得失教训，坚决防止外戚干政、宦官专权等“恶竹侵蔓”问题，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继而开创“贞观之治”。揆诸现代，我们党自始至终高度重视干部、人才选用工作，坚持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考量、部署和落实，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组织工作不断取得了新成效、开创了新局面。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定困难多、风险大、任务艰巨，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同心同德、献智献力。阔步新蓝图，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组织工作服务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以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在清除腐败分子、黑恶势力的同时，更要着重培养、选拔、使用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的党员干部，切实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让懒政怠政、推诿扯皮、中饱私囊等干部失去平台、让出位子，推动干部能上能下，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
好干部是选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如果不及时教育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他们很可能因无法抵御外界的各种“围猎”而“肆意”生长。1859年，马克思在致信恩格斯时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指出，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以往案例无不表明，党员干部的“破法”往往起始于早期的“破纪”。唯有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才能实现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要进一步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入、系统完整地学习贯彻党纪法规，真正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言行准则，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树牢并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地护航年轻干部茁壮成长、稳步成材。
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强大的政党都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的。客观而言，“新竹”不可能一下子就能长成千尺之高，“恶松”也不会顷刻间被完全斩除。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永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纵深。要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晋玉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