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到右字形依次为：金文、篆书、楷书。
“任人唯贤”源于先秦时期的《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咸有一德》一文记录了商朝开国元勋伊尹在归乡临别之际，对商汤嫡长孙、商朝第四任君主太甲所做的劝诫，希望太甲能够做一个好的君主。伊尹认为，任用朝廷官员当选德才兼备之人，选拔国家大臣当用忠良之人。后人据此引申出“任人唯贤”。“任人唯贤”作为薪火相传的政治传统保留至今，不仅是历朝历代推崇的一条基本用人原则，也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要旨，在华夏绵延几千年的选人用人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贤”，形声字，从贝，臤声，繁体为“賢”，始见于周金文，成型于战国秦简。“臤”的金文如同用手抓弄眼睛，古代捕获俘虏多盲其一目以为奴隶，“貝”为古代的一种货币，“臤”“貝”为“賢”，表示既拥有众多的奴隶，又拥有大量的财物。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贝部》云：“賢，多财也。”本义为富有、多财的意思。秦汉时期衍生出德行与才能的含义。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说文》：“贤本多财之偁，引伸之凡多皆曰贤。人偁贤能，因习其引伸之义而废其本义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贤的本义逐渐褪去，德和才的意义逐渐丰富彰显。
古人在每个阶段对“贤”的理解各有不同，对贤和能、德与才的认识，经历了持续的演变过程。在现代汉语中，“贤能”一词通常连用，但在古代时贤是贤、能是能。《周礼·天官》曰：“三曰进贤，四曰使能。”《礼记·礼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报任安书》称：“招贤进能”。贤与能存在着较为清晰的分别。东汉学者郑玄注解《周礼》言：“贤，有德行者。能，多才艺者。”唐初大儒孔颖达著《毛诗正义》称：“有德谓之贤，有伎（技）谓之能。”宋儒朱熹认为：“贤，有德者；才，有能者。”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论辩德与才的关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他根据德才标准将人分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四类，主张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来选拔官员。正是社会的不断进步，促进了古代选贤用贤思想的逐步完善，推动各个朝代构建起符合时代要求的选人用人制度。
任人唯贤的思想发展史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尧舜禹之间就有了“传贤不传子”的思想和实践，实行禅让制推选继承人，就是任人唯贤唯德的过程。至夏商周时期，虽然实行以宗法分封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但任人唯贤的思想和实践一直伴随其中，尤其在春秋时期达到高潮，崇高的品德成为贤士安身立命之根本，也是被选为官员的重要标准之一。古人深刻认识到，贤才是安邦定国的基石，建功立业必须要广纳贤才、选用贤人。纵观华夏历史，凡有作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任人唯贤。无论是“王天下”，还是“霸天下”，抑或是“亡天下”，无不证实了古训“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的深刻道理。
思想理论是社会变革与实践的先导。自先秦以来，历朝历代均积极汲取前朝倾覆和用人不当的教训经验，不断总结规范和探索完善任人唯贤的方法和路径。秦朝统一前后，英勇胜敌、军功显赫成为秦朝选贤纳吏的主要依据。汉代创建了察举制、孝廉制、征辟制等一整套人才选拔制度，忠孝、德行等成为选拔贤人的主要参考。三国时期曹魏初创“九品中正制”，按照各地被推选者的德才声望评定九个等级授官。魏晋之交，大小中正官职被各州郡的“著姓士族”垄断，“九品中正制”逐渐演变成保护士族政治特权的选拔制度。隋唐时期，为了革新政治、加强集权，执政者探索用公开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科举取士逐渐形成，有志之士得以脱颖而出。至明清时期，因科举考试专重八股文取士，束缚了“贤人”的创造性，这一选才机制至清末被废除。古人欲从制度上建立一套任人唯贤的选用机制，但迫于封建专制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难以跳出任人唯亲、任人唯利、任人唯私的怪圈。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任人唯贤思想不断与时俱进、革故鼎新，也成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选拔任用优秀干部的重要标尺和重要原则之一。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科学辩证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选人用人的经验，坚持任人唯贤，强调德才兼备，重视以德为先。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重要论断，并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自此，任人唯贤作为党的干部路线被确定下来。其中的“贤”，就是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建立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人事相宜的选拔任用体系”，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代选贤用贤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抚今追昔，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把选贤任能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
任人唯贤思想，不仅上承华夏传统之尚贤崇德观念，而且与当下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对党员干部的现实要求相吻合。实践证明，形成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和风气，一方面是靠好的政策机制，另一方面是靠好的干部作风。一直以来，公道正派是选贤用贤的核心，也是开展组织工作的底线。倘若选人用人之风不正，就会破坏团结、败坏风气、损害事业，也会被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新征程上推动贤才辈出，必须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决反对“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任人唯亲，倡导以实绩论英雄、凭实绩选干部，不让实干者吃亏，不让投机者得利，真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选好人、育好人、用好人。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贤才俊杰辈出的时代，往往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时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建设一支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唯有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建立更加完善的选人用人机制，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干部，才能营造出热火朝天干事创业的清风正气。奋进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努力从中国古典选人用人思想实践中汲取有益智慧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选人机制和从政环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作者：晋玉东）
